作者作为苏联政府派遣的军事顾问，亲身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本书就是他在中国经历的记述。

作者作为苏联政府派遣的军事顾问，亲身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本书就是他在中国经历的记述。

北伐战争，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百年中国记忆·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收录了聂荣臻、唐生智、李宗仁等北伐战争的亲历者的回忆文章，生动而翔实地记述了当时的形势、战役经过和战斗情况，是研究北伐战争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本书逐一考查国民革命军陆军（1925-1950年）各部队的历史沿革，涉及国军“军”级番号160余个，“师”级番号510余个，“独立旅”番号110余个。 沿革史内容包括：历史渊源、派系属性及变更、建制变化、番号变换、统辖和隶属关系、参与战役、驻防变动、主官任免、最终去向、存续时间等。 追溯各部队历史渊源，界定其派系属性，大的派系划分为15个之多，多数派系又可细化为若干小的派系。研判派系属性变更的时间。 关注各“师”与各“军”之间复杂的统辖与隶属关系。逐一考查各“师”调入、拨出、暂隶各“军”的背景、时间、地点等内容，梳理各“军”所辖部队的变更情况。 梳理各部队驻防地点的重大调整。重点关注跨省调防、作战的时间、背景，勾勒各部队的运动轨迹。 考察各部队裁减、合并、撤销、更改番号等情况。厘清每支部队使用不同番号的时间段，探究每支部队的最终去向。 分析各部队在历...(展开全部)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我国第一次对国民所得做出的较为详备的研究，也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好评。该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分为总论、各业所得估计及消费投资估计三部分，下册则是各业估计的附录。在结构上，第一部分为估计结论，包括估计方法和对结果的分析，第二部和第三部是对农业等十业以及国际收支、消费、投资的具体估计结果。第四部分分为七个部分，是前三部分估计结果的数据基础。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我国第一次对国民所得做出的较为详备的研究，也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好评。该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分为总论、各业所得估计及消费投资估计三部分，下册则是各业估计的附录。在结构上，第一部分为估计结论，包括估计方法和对结果的分析，第二部和第三部是对农业等十业以及国际收支、消费、投资的具体估计结果。第四部分分为七个部分，是前三部分估计结果的数据基础。

《中国国民党史(套装上下册)》从整个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现状出发，指出既往研究的得失，并进一步提出如何深化国民党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意见中肯，极具学术价值。全书120万字，分“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蒋介石、蒋经国与中国国民党”、“李登辉与中国国民党”四编，从孙中山创立国民党写至国民党十六全大会和撤消李登辉党籍。 全书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作为国民党的四代领袖，在国民党的建设及其党政等问题上的是非功过作了客观的评述，避免了以往著作大多因人而异、具有较多感情色彩或政治色彩的偏颇。特别是对每个人的思想理念作了深入的分析探讨，避免简单的就事论事的褒贬。

为政党立心，为革命者立命，为民族存良史，为后世做殷鉴！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风雨两甲子 扼腕一叹息 一个曾经革命进步的政党组织，一步步地走向保守、颓废，以致于今日风雨飘摇、四面楚歌？要理解一个政党的现状，就要了解它的历史。 依靠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重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丰富馆藏，十年一剑，耙梳、抛弃意识观念之争，做到客观论述、公允评价，不拔高，不抹黑，是近年来公开出版的罕见的民国史佳作。 该书以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四代人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为主线并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其思想渊源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和阐述，“弥补了国民党史研究中的疏漏”。该书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国民党的百年历史的溃变，功过是非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述，颇多新意、发人深省”，并从总结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出发，“指出既往研究的得失，并进一步提出如何深化的意见、切中肯...(展开全部)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